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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论文

浅谈档案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

时间:2018年12月27日 所属分类:文学论文 点击次数:

下面文章主要对档案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进行了思考,认为档案具有独特的记忆属性、凭证属性、文化属性,能够在国家认同外部危机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功能,这些功能包括档案的建构功能,即建构自我身份,厘清他者边界;档案的重构功能,即还原事实真相,重塑国家形

  下面文章主要对档案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进行了思考,认为档案具有独特的记忆属性、凭证属性、文化属性,能够在国家认同外部危机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功能,这些功能包括档案的建构功能,即建构自我身份,厘清他者边界;档案的重构功能,即还原事实真相,重塑国家形象;档案的强化功能,即培育共同文化,凝练国家精神。

  关键词:国家认同,外部危机,危机治理,档案功能,集体记忆

档案学研究

  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得以构建的首要前提,亦是国家合法性得以确立的重要基础。一个国家如果无法使国民形成对自己强烈的认同感,国家就没有稳固的心理基础,容易爆发社会矛盾、造成社会动荡,甚至导致民族分裂、国家解体。

  鲁恂·派伊在《政治发展面面观》中首次提出了“认同危机”概念,并将认同危机列为现代国家所面临的八大危机首位[1]。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全球化、网络化以及多元文化主义全面推进,迅速改变了国家的外部生态,原有的国家认同不断受到冲击,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国家认同危机。

  各国都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不断强化国民的国家认同感、增强国家软实力。笔者在思考档案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基础上,分析外部环境的变化给国家认同造成的挑战以及档案在国家认同外部危机治理中发挥的功能,以期档案能够为国家认同的塑造和强化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持。国家认同是身份认同诸多形式的一种,是“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那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理活动[2],归属并融进于国家是国家认同的重要指向。

  然而,这种归属感并非天然形成,而是具有明显的建构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认同都是建构起来的概念。人们是在程度不等的压力、诱因和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认同。”[3]它“需要不断生产,才能获得维系其归属感的纽带”[4]。而档案作为人类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原始记录,是重要的信息资源,凭借其特有属性可以在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档案具有记忆属性,它是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是建构集体记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要素[5]。

  而集体记忆和认同天然相连,因此档案可以通过参与集体记忆构建产生和强化国家认同;档案具有凭证属性,它承载的真实连续的信息是国家历史延续性的依据,也是还原历史真相、否定历史虚无的重要凭证;档案具有文化属性,相同的文化符号是文化认同的重要依据之一,档案作为文化符号的一种载体,在增进国家文化认同方面可以发挥重要功能。梳理了档案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之后,那么档案在国家认同外部危机治理中究竟可以发挥什么具体功能?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1全球化引发的国家认同危机治理中的档案功能

  1.1 全球化引发国家边界模糊危机

  边界是建构认同的前提与基础,确定边界的过程也就是共同体认同建构的过程。国家边界对于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在于,“边界和公民身份一起表明了社会成员和非成员,并从‘我们是谁’和‘我们不是谁’两个方面界定了社会政治共同体。”[6]

  过去,政治生活、商业贸易以及文化交流通常在固定的地理空间内发生,特定人群在固定的地理空间中结成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法律共同体使得国家边界形态清晰明确,民众能够清楚地区分“我们”和“他们”。

  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程度的加深,跨地区政治交往、商业贸易及资本流动成为日常,促使“国家权力开始分层化和中空化,国家在权力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动摇”[7];全球化也使得不同国家的政治法律和文化生活趋于普遍化、同质化和一体化。以上都使得国家的政治法律边界及历史文化边界日益模糊,边界的模糊削弱了国家认同生成的生态基础,引发了公民的身份焦虑,因为只有意识到差异性的存在,人们才识别出“我们”和“他者”。

  1.2 档案建构功能:建构自我身份,厘清他者边界

  认同的本质是同与异的对立统一,国家认同实际上也是国家认异。全球化过程中国家边界开始变得模糊,“我们”与“他者”这种同与异的认知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动摇。而档案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原始记录,真实地再现了国家历史变迁的足迹,这种连续、完整的记录恰好能够为确认“我们”和区分“他者”提供依据,强化同一性和差异性的认知。

  “身份认同有纵横两个不同的维度,即在历史的追溯中找到相同的社会基因,在与其他社会组织的文化比较中找到自己的归属”[8]。国家认同的构建需要追溯国家的集体记忆,追溯国家共同体的“根”。集体记忆的追溯需要以连续完整的信息为基础,而档案恰是最符合这种条件的信息。档案贯古通今,利用档案人们可以跨越时间的界限去追根溯源,与祖先建立起文化心理上的强烈关联,感受历史人物与自己拥有的共同的基因,从而建立起自我的身份认知。

  如此,档案搭建起了沟通过去和现在、个体与国家有机联系的桥梁,国家共同体成员由此会发现“敬发千枝归一本,朝宗万水实同源”,进而产生一种“同根同源”的心理感受,从而强化其民族认同感[9]。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返回大陆祭拜先祖,掀起了寻根问祖的热潮,在这一过程中家族档案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证明两岸人民同根同源、同宗同祖提供了凭证,增强了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向心力,促进了海峡两岸的交流、推动了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

  如台湾前国民党领导人宋楚瑜在大陆寻根问祖时,其家族档案发挥了重要作用,1941年的《湘潭昭山宋氏族谱》证实了宋楚瑜系湘潭昭山宋氏第三十二代传人,反映了宋氏根系大陆、祖源炎黄。追溯集体记忆的过程也是差异性比较的过程,集体记忆能够为自我与他者的互动比较创造情境。集体记忆的建构需要以档案等客体性资源为依据,但集体记忆不是事实的平铺直叙,而是带有主观性、当下性的成分。

  在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中,建构主体往往会不自觉地展现出哪些是“自己人”、哪些是“他们”的存在。通过接触阅读档案,人们很容易被引入集体记忆的叙事情境中。在这种情境中,读者既能感受到自己群体的特质,也能感受到“他者”的明显不同,他者的诸多不同,映衬出自我的鲜明形象,强化着自我内部的认同。

  2网络化引发的国家认同危机治理中的档案功能

  2.1 网络化引发国民归属感与责任感消解危机

  传统社会,公民通过血缘和地缘建构起自身的社会关系,在社会关系中公民确认了相同的“我们”,从而产生熟悉感和归属感。但在互联网时代,认同情感的地域依托已经消失,传统的社会关系结构被新的虚拟化的网络组织关系所取代,在网络组织关系中“信息流量和流速的爆炸性增长,在增强了个人的认知能力的同时,也加大了不同认同之间的互动,动摇了某些本来就不稳固的认同”[10],情感的抽离和原有认同的动摇,消解了公民对于国家的归属感。

  同时,网络的虚拟性和匿名性使得网络社会管理难度大大增加,在这种环境下,公民可以随意发表言论,由此各种思想散布于网络空间中,极有可能导致非理性的网络参与,网民在发表言论时会以自我为中心,或随意发泄或盲目跟风,而忽略了事情真实的一面,这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公民政治参与的责任感。如果网络民意为非理性力量驱使,公民的国家认同感极有可能被消解,出现对国家历史碎片化解读和对国家现状不理性批判的问题。

  2.2 档案重构功能:还原事实真相,重塑国家形象

  当前一些容易引发国家认同危机的错误思想在网络空间快速传播,典型代表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将完整的历史分割成零散的历史碎片,然后再根据分割者自身诉求别有用心地进行重组和整合,对正统观点进行颠覆,即以戏说解构经典、用荒诞替代正说,达到消解严肃和正统的目的[11]。

  移动互联网时代,历史虚无主义更是借助新媒体不断拓展其影响范围,这不仅导致了历史共识的瓦解、思想精神的混乱,而且造成了价值体系的崩塌和社会凝聚力的下降,严重消解公民的国家认同感。档案是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最真实、最完整的记录,是历史真相的固化证据。作为还原历史事实的珍贵资源,档案可以在批判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中发挥重要功能。

  档案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原始记录,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正是由于具有客观真实性,档案成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最有力的武器。人们可以通过档案考据历史事实,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断章取义、无中生有进行针锋相对的批判,从而还原事实真相、维护历史本来面貌。

  如,近年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网上肆意歪曲历史事实、诋毁英雄人物、散播历史虚无主义,炮制了诸如“刘胡兰是自己乡亲铡死的”“狼牙山五壮士是被老百姓逼下去的”等谣言,在网络上大肆传播。面对这些谣言,档案还原了英雄事迹,再现了英雄们的感人事迹,让颠倒的历史还原了本真,为世人树立了中华民族坚韧不屈的民族形象。如面对“刘胡兰是自己乡亲铡死的”的谣言,山西省档案馆将杀害刘胡兰的凶手、阎锡山部军官张全宝伏法前的供词公布于众,让事实迅速得以澄清[12]。

  3多元文化主义引发的国家认同危机治理中的档案功能

  3.1 多元文化主义引发国家主流文化侵蚀危机

  多元文化主义所倡导的价值观固然有可取之处,但是多元文化主义冲击和挑战了国家的主流文化,加剧了族群隔离和社会碎片化的问题。它可以“最大限度地造就民族的独立自主意识,发扬民族的传统和特征,但却并不必然具有促使各民族凝为一体的推动力。”[13]历史学家杰西·伯莱尼认为,“把多样化放到至尊的地位将会葬送共同的价值观”[14]。

  3.2 档案强化功能:培育共同文化,凝练国家精神

  档案真实地反映了各民族发展的历史,通过档案,同一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的历史可以得到证实,共同文化符号可以得到确认。档案承载的共同文化符号体现了同一国家人民意识深处的文化归属感,能够促进文化融合以及深入培育共同文化。如大量档案证明了中华民族之间的交融是历史的主旋律,“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等共同文化符号的形成都是民族融合的写照,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见证。新时代可以利用档案进一步找寻中华民族交融的历史事实,培育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强化国家认同。

  多民族国家的国家精神立足于众多民族长期共同的社会实践,是由原本各具特色的民族精神在历史长河中相互碰撞融合、交汇升华而成的精神复合体。它贯穿于国家的历史发展和文化形成过程中,彰显国家的民族特性、身份标识和精神追求,具有凝聚民心、激发动力、感召动员的重要功能[15]。而档案所记载的原始信息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印记,反映了各民族在实践活动中表现出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面貌,为民族精神的形成积淀了文化基础。

  如中华民族维护统一、热爱祖国、自强不息等民族精神,都实实在在反映在档案的内容之中。因此,面对多元文化主义对国家主流文化的侵蚀,可以把国家在不同时期所共有的优秀精神特质从档案中筛选出来,进一步强化国家精神、强化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感。

  注释与参考文献:

  [1]鲁恂·W.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81.

  [2]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J].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12.

  [3]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征面临的挑战[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21.

  [4]金玉萍.媒介中的国家认同建构——以春节联欢晚会为例[J].媒体与传播,2010(1):160.

  [5]冯惠玲.档案记忆观、资源观与“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建设[J].档案学通讯,2012(3):5

  [6]李永国,屈瑞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和领土边界[J].高校社科动态,2007:32.

  [7]俞可平.全球化与国家主权[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40.

  [8]冯惠玲.当代身份认同中的档案价值[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1):99.

  [9]加小双.当代身份认同中家族档案的价值[J].档案学通讯,2015(3):33.

  [10]俞可平.全球化与国家主权[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88.

  [11]刘森林.虚无主义的历史流变与当代表现[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10):74.

  推荐期刊:档案学研究期刊档案专业学术性刊物。结合我国档案事业的实际,开展学术研究,促进档案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加强国际交流合作。